敢在蒋介石眼皮底下，帮他定了死罪的人的家人，还笃定自己不会出事，陈诚这波操作，在当年的台湾可谓胆大包天。要知道1950年的台湾正处于“清匪肃谍”的高峰期，均匀每3天就有1名“政治犯”被处决，沾了“通共”嫌疑就可能家破人亡，而陈诚偏要逆势而为，背面藏着的满是实打实的底气和杂乱的政治考量。

  吴石不是一般人物，保定军校三期结业，和陈诚是同门师兄弟（陈诚为八期），1926年南昌战争中还曾背着受伤的陈诚包围，两人早在内战时期就屡次同事，私交深沉。1949年，吴石受组织派遣赴台，担任“国防部顾问次长”，私自为大陆传递《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》等中心情报，也便是后来出名的“密使一号”。1950年，因为叛徒蔡孝乾出卖，吴石的身份露出，被间谍拘捕，蒋介石亲身命令“从严惩罚”，终究吴石于同年6月10日在台北马场町处决。

  吴石被捕后，他的家人瞬间陷入绝境。妻子王碧奎本来被判处9年徒刑，带着几个孩子不只要面临失掉顶梁柱的沉痛，还要接受间谍的紧密监督和刁难，日子无以为继。音讯传到陈诚耳中，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避之不及，反而悄然做了决议——要帮衬吴石的家人。他没有揭露出头，而是经过心腹以化名“陈明德”私自送去日子费，还特意叮咛手下“多照顾着点，别让他们受太多冤枉”。

  更让人意外的是，陈诚还直接出头干涉案子，让吴石的家人免受了许多不必要的牵连。其时想把吴石的家人都扣上“通共”的帽子从严审问，陈诚先后三次在檀卷上批注“证据不足”“妇人无知”“家族未涉案”，硬生生将王碧奎的刑期从9年减至7个月。他还直接给担任此案的间谍头子打了电话，只说了一句“吴石的事，罪不及家人”，就压下了间谍们的进一步动作。要知道，那时候蒋介石对“通共”案子咬牙切齿，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，陈诚的这个行为，无疑是在应战蒋介石的底线。

  但陈诚从始至终都很笃定，蒋介石就算知道了，也绝不会动他。这底气不是随便来的，而是他多年堆集的实力和其时的形势决议的。陈诚是黄埔系中心主干，从黄埔军校时期就跟着蒋介石，抗战时期掌管过武汉会战、长沙会战，立下过赫赫战功，内战时期更是蒋介石倚重的“救火队长”，屡次临危受命。退到台湾后，陈诚虽在1950年3月卸职台湾省主席，改任行政院长，但仍旧手握重权，是蒋介石稳住局势的要害人物。

  其时的台湾，刚阅历战胜撤离，人心惶惶，经济凄凉，还面临着大陆的压力和美国的张望。蒋介石要想稳住局势，有必要依托陈诚。陈诚在台湾推广土地改革，让农人分到了土地，安稳了底层；又整理戎行，筛选老弱残兵，重建了的军事体系，这些都是蒋介石离不开的劳绩。并且陈诚在戎行和当地都有深沉的根基，声威极高，蒋介石要是动了他，很可能引发内部动乱，这是蒋介石最不肯看到的。更要害的是，蒋经国在陈诚干涉吴家过后，曾指示“陈副院长已面报”，本质是默认了此事，背面是蒋家权衡利弊的政治挑选。

  更重要的是，陈诚对蒋介石从始至终保持着肯定的忠实。他帮吴石家人，仅仅念及同门之谊和当年的救命之恩，没有一点政治意图，更没有变节蒋介石的主意。不过陈诚的境况也并非毫无掣肘，他三次为吴石家人弛刑，都需求绕过军法体系直接指示，反映出他在体系内的奇妙方位。蒋介石心里也清楚，陈诚是个可贵的忠臣，并且才能拔尖，杀了陈诚，等于断了自己的左膀右臂。所以即使后来有人把陈诚帮忙吴石家人的事告到了蒋介石那里，蒋介石也仅仅皱了蹙眉，说了句“知道了”，再也没有下文。

  吴石的家人后来在陈诚的私自保护下，得以安全日子。幼子吴健成就读建国中学的膏火，由陈诚以“遗属补助”名义从特别办公费开销，每月200元新台币，远超其时一般工人约60元的月薪；1977年吴健成赴美留学的出境手续，也是陈诚临终前嘱托警备总司令陈大庆帮忙处理的。而吴石留在大陆的长子吴韶成、长女吴兰成，后来别离担任河南省冶金厅总经济师、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，1980年经中央统战部组织赴美与母亲聚会。

  陈诚的这次“冒险”，成了那段漆黑年月里罕见的一抹温情。有人说陈诚是重情重义，在浊世中据守了做人的底线；也有人说他是恃宠而骄，仗着蒋介石父子的权衡才敢如此行事。但毋庸置疑的是，在那个人人自危、告密成风的年代，陈诚能不管危险帮忙“罪臣”的家人，的确需求极大的勇气。而他的笃定，也恰恰反映了其时台湾的政治格式和蒋家的无法。一个敢帮，一个敢忍，这背面藏着的是浊世中的情面、权利的博弈和年代的印记。至于陈诚的做法到底是对是错，或许只能留给前史去评判。